这本书——《旧闻新赏——杨培忠获奖新闻作品集·评析》，是年9月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像所有新闻界的前辈和同行一样，出本集子应该是太正常太普通的一件事，“有啥大不了的”？但，还真是有点“大不了”，不然就不会在一本书付梓快三年的今天，再来写关于这本书的“前世今生”。因为这本书有故事。至少，两百多人帮我出了一本40余万字的集子，这就是故事。至少，这是自书问世后至今日，依然感动着我，甚至每每夜深人静时，常常因这本书的出版泪流满面的故事。
《新闻采编》的执行主编耿建萍说：“老杨，写出来让大家分享。”
老杨说：“写就写。”
我一直认为，新闻界出书属“正当防卫”，不出，就不正常。但我还认为，新闻界出书的传统做法有一点点“瑕疵”——快退休了或是已经退休，急火火地把先前在本报发表的千千万万的文字拢到一起，然后就是一个“集子”。我说，这不好。原
本报纸就是公开、正式出版物，新闻作品又是“易碎品”，倘若不加选择地弄个“集子”，等于把先前的东西复制一回。这，多多少少对自己几十年的新闻工龄有些不负责任。
因此，我一直琢磨，我该出本什么样的书才算“像样”？
真正打定主意是年的3月份。决定出书了。
这本书这样出：
——将从业30年间的余件获奖作品中还算不错的70件挑出来（因为是获奖作品，自己想大概会有人有看的兴趣）；
——请70位全省新闻界具有正高职称的老师、专家，分别为70件作品撰写评析文章（最初觉得这是个大胆且冒险的创意）；
——请2位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撰写序文（这在开始也觉有那么点唐突）；
——请位朋友、战友，同事、同行用简单文字为老杨“画像”（这个创意一开始就信心满满——自己不写“后记”，大家一起写“后记”）；
——除以上外，书中插录近40幅老照片（当然都和我的新闻经历有关）；
——最后，得给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起个出其不意的名字；还要请一位业界普遍认可的“腕儿”题写这个名字。
这就是老杨的想法。
对于读者，老杨设计了这样的阅读“路线图”——获奖作品？那得看看，是不是徒有虚名；正高点评？那得看看，正经开卷有益；百人“画像”？那得看看，看谁把老杨“画”得最像；最后，看看老照片，也有意思。
有了想法就开始运作。第一步：请人作序。这件事早有预谋——第一位：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四届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申存良；第二位：山西日报报业集团原常务副总编辑，《山西晚报》原社长、总编辑，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翁小绵。
“老杨，你请这俩人给你写序，真正高明！”书出来后，很多认识这二位的人都这样向我这样说道。
那当然。申部长无论学识水平、领导艺术，特别是那种暖暖的亲和力，山西新闻界都认。申部长是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翁总，既是我的师长更是兄长，仅一个“长江韬奋奖”就让我顶礼膜拜一辈子，更不要说“十八年夜班”的传奇经历，还有新闻界公认的“时政报道”和“报纸版面”两个虽来自民间但久负盛名的“专家”称号。
这时候我便想说，如果说出书是新闻界的一个传统，那么山西新闻界另外一个传统就是业界良好的人际之风和人文品格。提携新人、鼓励同事、支持同行、尊重优点、包容兼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不耻下问、一字之师等，还有困难时伸出援手的“雪中送炭”，还有善意提出中肯意见的“良药苦口”，还有尽可能帮助一些的“瓜子不饱”等。这些，在申部长和翁总写的序言中得以清晰地体现，更在“百人说老杨”的字里行间能够触摸得到。
——作者还特地选用了他在第一个中国记者节时写的评论文章《记者，永远让良心面对人民》，作为“出书感言”，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会，指明了记者的职责和担当。书中这方面的内容告诉我们，一个既重视新闻实践又善于理论思考新闻工作者才能永不停顿永远进步。
——摘自申部长的序文。
——培忠在工作上的努力，终于使他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我敢说，山西新闻界虽然人才济济，但仅仅新闻获奖作品就能出一本书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摘自翁总的序文。
其实，申部长和翁总的话，都“过”了。把这些文字择出来放在这里，是想让更多的新闻界同仁知道，当我们还感到自己不老时，当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做出了一些努力时，那些我们背后的领导和专家，他们一直用充满暖意的目光在看着我们。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基层”，不管你供职在“主流媒体”还是“行业报”。
书名“旧闻新赏”也是翁总给起的。他最初给出了一个书名叫“追求卓越”，我一看“吓死宝宝了”！就我这样，把工作当成正经八百的职业兢兢业业地干好已经不错了，真的不敢再有什么“追求”，更不敢妄论“卓越”。于是翁总又递过来这个“旧闻新赏”。我大喜过望“就它了”。后来翁总对我说，“旧闻新赏”的寓意，就是把成为“易碎品”的新闻旧稿拾起来，重新审视，或许对于今日和当下，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启示。不管是获奖作品还是评析文章。相得益彰的意义就存于“旧”与“新”之间。
定了书名为“旧闻新赏”之后，随即而来的一个念头就是“让谁题写这四个字？”说来也巧，年的六七月份间，汾酒股份公司在省城迎泽宾馆开了个会，内容是关于汾酒历史考古发掘的。我应邀去参加会议并且还要采访写稿。坐在来宾席上，便一眼看到主席台上的一个人——艾丰。艾丰，著名作家、经济家，首
届“范长江新闻奖”、首届“吴玉章著作奖”获得者。曾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日报》总编辑，是“中国质量万里行”发起人和中国名牌战略倡导者。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
看到艾丰，我当即想到“让他题写书名”。于是，会议休息的时候，我找到一同参加会议的著名书法家葛葆庆老师（他和艾丰老师熟悉）。葛老师将我领到艾丰身边后，我小心翼翼、轻声细语地说：“艾丰老师您好！我是葛老师的同事，写了本书，想请您为我题写书名。”我记得当时艾丰问了一句“是什么书？”“新闻作品集。”“好！”听到这个“好”，我赶紧将已经备好的纸、笔递过去——这事，就这么成了。事后想，人家凭什么？没有一毛钱的“润笔”，素昧平生，凭什么？可能就凭“新闻作品集”！艾丰老师知道这是同行，知道这是后辈，这时候，前面说到的新闻界的良好传统又一次“实战性”地真正管用了。艾丰老师，我记您一辈子！
这里要浓墨重彩予以渲染的是“70位正高”那点事。
今天回想起来，当初以为是“大胆和冒险的创意”的这件事，远不是想象的那样。70位高级编辑、高级记者，无一不是我的师长和同行、同事、好友。这些人身上，一水地具备了中国人和新闻界的优点：热情、善良，认真、负责，没有一个是那种虚头巴脑的人。我真的没想到，当我只是在电话中提出“请您给我写篇评论文章”的请求后，竟无一人拒绝！
70位中，有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有年富力强的同龄人，有党报、行业报、专业报纸媒的同行，还有跨界的电视、广播机构的专家；有省城新闻单位的，还有各市党报党台的。仅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一家，从已退休的老总编到在职总编辑、副总编辑，再到各部室主任、副主任等，为这本书写评析文章的，就有32位！
任思霖、章勇思两位德高望重的《山西日报》老总编，在职时堪称良师益友，经常像关心本报年轻人那样关心我帮助我。现在，一经在电话那头听到“写评论”这事，就再没说一句旁的话，只是说“多少字？啥时要？”。当我去家中拿到他们手写的文章后，才发现，千把字的文章他们竟如此当回事。一个字感觉不对，涂了重写，甚至一个标点，也有改过的。新闻界如此“家风”，跃然纸上，淋漓尽致。新闻界如此“精神”，年年铸就，代代传承。新闻界如此“品质”，辉映过往，璀璨未来。
关于70篇出自70位“正高”之手的评析文章，还想多说几句。
《旧闻新赏》面世后，看过的人皆对其中的评析文章大加赞赏，几乎都说“真是我们山西新闻界的专家”。人们点赞这个团队，是对全部评析文章行间字里那份真诚那份严谨的点赞，这种未加任何修饰的褒奖当然就是老杨的心声。请人家写文章，人家当然要往好了说。但，说“好”也要说得好，也要说出特点说出品质说出风格。举两例：
——山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高级记者张敬民为书中所收新闻论文《行业报：“要行业”还是“甩行业”》作评析，题目为《瞄准传媒业惨烈竞争的破题》。这篇文章在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曾经，一档生存类的电视节目风靡美国，每个周末那些‘口味难调’的观众都会在同一时间聚拢在彩屏前，北京好的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北京白癜风怎么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