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歌·杨柳青--龚琳娜
一/四
如果你是一个热衷于惊悚怪谈的闲人的话，下面这些文字也许值得一看，当然，下面的东西和怪谈有一点区别。
年是一个很有趣的年份，这一年，远在俄罗斯的托尔斯泰搁笔长吁，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就此完稿；这一年，懵懂的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年方七岁，对帝国命定的落幕依然一无所知；这一年左宗棠在边塞屡立功勋，申奏朝廷设立新疆行省；这一年两次鸦片战争阴影犹在，洋务派却已开始施展拳脚；这一年《天鹅湖》初现人眼，留声机响动世界。
这一年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不算显眼，但好歹留下了一点痕迹，和一个已经被忘得差不多的噩梦。
我时常会想象，年，大清记名御史李用清骑驴走在晋省大地上，会看到哪些东西？他可能会看到阳光惨烈的大道上，刮起了黑色的风。
风当然不可能是黑色的，那是死人的头发。因为途中饿殍的骨肉已被鸦雀豺狼食尽，被往来车马碾碎，他们的发辫已经脱落，风一吹便随处飘滚，我们根据头发的形状还依稀能辨识出死者的性别。
这样的情景只是这出人间惨剧中司空见惯的一幕。
“孰知风动尘飞，蓬松乱卷，或长如带，或圆如球，盖圆者，妇女之髻，长者男子发辫也。至其皮骨，则鸟鸢喙吻，豺狼齿牙、车马之所蹂躏，风霾之扫灭，不可得而知矣。”
二/四
饥荒的开始可以追溯到同治末年（），山西中南部少数州县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光绪初年（），干旱州县数目大幅增加，旱情初显，光绪二年灾害萌发，山西各道成灾率持续上升，光绪三年，灾情最为恶劣，其中山西河东道成灾率高达%，雁平道成灾率最低，也足有76.92%，遍野哀鸿。这样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两年，光绪五年灾情渐退，光绪六年情况好转。而灾情最严重的两年——光绪三、四年——为农历丁丑年、戊寅年，故史称“丁戊奇荒”。
就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从大局解释问题并列举出准确的数据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冷冰冰的学术语言对我们了解这幕人间惨剧并无裨益。我必须承认我属于“何不食肉糜”的一类蠢货，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饥荒成灾率超过百分之八十可怕在哪里，也不知道持续数年的旱灾能让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崩坏到何种地步。那时我对这场扼杀了近五百万人的饥荒没有应有的畏惧，因为对我来讲它只是一个死去的数字。直到后来我稍有了解。
这是一场我每次想起都会颤抖着噙住泪花的噩梦。
有赖于洋务运动，报纸已经在光绪初年的上海大行其道。饥荒时期，上海刻印了一批灾荒图说，用以劝募善款。故此我们才能从《直豫秦晋四省灾图》、《诚求保赤图》和《晋灾泪尽图》中，了解到这场饥荒的面貌。
光绪三年之前，山西的恶景可称之为灾，灾民们依靠储粮和野菜尚可苟活，光绪三年之后，局面由灾转荒，饥饿的人们开始采集家周围的草根、树叶、树皮和其他一切看得到的绿色植物，当把周围能用以充饥的东西都咽下去之后，被饥饿逼疯的人们开始采挖石粉，即我们所说的观音土(山乡间有石中之粉，形类滑石，名曰观音粉，为其救苦救难也)。这种被称作“老天爷生下面山”的白土，又称“高岭土”，是制造瓷器的原料，不能食用，更不能被人体吸收。饿得神志不清的人们为解一时之饥，食用观音土，只不过是把痛苦的生命延长几天而已，最后他们往往都腹胀而死。
当情况到了最恶劣的时候，四野荒芜庄田绝收，人们在荒墟之中面黄肌瘦，看着身边饿死的同伴，终于找到了一条出路：吃人。
《晋中泪尽图》记载，光绪三、四年的时候，山西遍地饿殍，“时人救生不暇，焉能顾及掩埋”于是只能以瓮为棺。时常有整家整家的人饿死在家中，门户紧闭不为人所知，无人掩埋，积日尸臭。而可怕的是，已经收殓的尸体，有时会被饥民盗食。饥民食用人肉，店里出售人肉，在当时包括官府在内人尽皆知。当时，有一名妇女因吃人被抓审问，她诘问审讯官员：“既然狗吃人肉都可以合法，那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没有食物可吃的人来说就是犯法呢？”
那时的街道反而异常地安静，听不到一般灾难里常听到的哭声。因为哭声一起，饥民就知道这一家新死了人，就会有人来抢夺尸体回去烹食。
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人的求生欲望已经将所有伦理道德打得支离破碎。正常社会里的公义秩序不再适用。曾有江南义赈人士见到街上有人鬻儿卖女，豪强抑价欺凌，出手阻止并将土豪告到衙门，衙门判罚了土豪的钱财饥民。但是事实上判罚的钱财也无法支持这一家多过几日，如果没有别的变数，这家人还是会很快饿死，若那位江南义士不出手的话，被卖的孩子在土豪家中虽则为奴，仍能苟活亦未可知。
历史告诉我们，饥荒往往不仅仅是饥荒，与之相随而来的是瘟疫，狼灾和鼠患。饥荒造成的死人太多，若无力及时掩埋的话，腐烂的尸体将会变成各类病菌的温床，由此造成的瘟疫将会和饥荒一起实现对苟活人群的清扫，走水路贩卖妇女的人贩子一旦发现有人生病，便将其脱光衣服投进水中，防止病毒传播。与此同时，虽然食物的短缺会对当地生物圈的所有物种造成同样的影响，某些杂食类动物却能够开辟新的觅食途径——诸如豺狼、老鼠之类的生物，以人的尸体为食，反而能在饥荒年代实现种群的增长。这些膨胀的族群将给残存的人们带来新一轮的灾难。
凡此种种，人间恍若修罗道。
三/四
逃荒是灾民应对饥荒的一个重要手段，却绝对不是首选手段。对于一个传统社会的农民来说，背井离乡永远都是最后的一条路。山西汾州城大约有两千户人家因饥饿无食打算逃荒，当地知府得知后急忙赶来劝留，并承诺设法救济。逃荒民众跪着谢恩，以食物紧缺，难以存活为由，希望知府放他们一条生路，霎时哭声一片。知府也面对百姓痛哭一场。于是官民就这么抱头痛哭，但是哭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只能任由饥民离去。
那么在丁戊奇荒这段时间里，政府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光绪初年，年逾六旬的山西巡抚鲍源深忧心虑虑的并不是已初露端倪的旱灾，而是山西省日趋严重的财政问题。咸丰初年军兴之后，大部分省份都需要为朝廷供应大量财赋，充作军饷，光绪初年与二年，朝廷催饷谕旨高达四十三道，每次索银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两不等。内外催逼焦头烂额之下，鲍源深在光绪二年上奏，告病请辞。
从清廷往来公文档案记载来看，鲍源深对当时的山西旱情并为给予高度重视。告病前一年，鲍源深基本没有主动上报灾情，一直到光绪二年十二月御史张观准参奏山西亢旱，并指责当地官员没有如实详报，朝廷才知道山西出现了旱情。从山西后来的局面上来看，其恶果之惨烈与鲍氏之渎职不无关联。
鲍源深的离职并没有解决山西的忧患——在朝廷看来，人走了，山西省走不了，所欠的饷银还得如数交上。光绪二年，福建人林寿图调任山西布政使。林氏出任陕西布政使时，曾办理荒政，设立粥厂十余所，并时常骑马带一二仆役搞不定期抽查，官员莫敢舞弊，称得上一名能臣。但是在任陕西布政使期间，就因饷银问题得罪了左宗棠，今次出任山西布政使，财政问题更为捉襟见肘，恰逢左宗棠平叛新疆，未能满足征军饷需的林寿图被左宗棠参奏革职，成为了时局的牺牲品。
最终解决问题的，是曾国荃。
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曾国藩之九弟，湖南湘乡人，晚清湘军重要将领。在山西有一句话叫：“太原有幸逢曾佛”。光绪二年八月，朝廷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荃称病不出，直到光绪三年初才在催促下临危受命。甫一上任，便寻找解围之策，并与朝廷不断沟通。在任四年，向朝廷上了大约一百四十道奏折，十八个专片，八十个附片，几乎均与山西饥荒有关。对上陈述山西旱灾之境况以求宽解饷银，曾国荃以个人在清王朝的卓越功勋和庞大的湘系关系网，为山西争取了尽可能多的资源，不断斡旋之下把欠款分摊给了其他省份，并向朝廷求得了各类款项三百二十八万余两，漕粮四十八万余石。与此同时颁布了各种细则以清明吏治速效赈灾。
与此同时，他启用了一批相当得力的赈办官员，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御史李用清，周历全境以查勘灾情，解州知州马丕瑶，四处救火平息劫乱，绛州陈世纶，不遑寝食保民周全，凡此种种，或报灾请赈，或带头劝捐，或铲除盗匪，或掩埋尸骸，或端正民风，皆为人所称道。
四/四
这一群能臣干吏，成功地挽救了山西的危局，把人口亡失率控制在了百分之五十——救灾不是英雄故事，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批驳。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也是我至今仍然心有余悸的一点：哪怕有有效的措施和得力的官僚，封建时代的饥荒仍然能轻易地把一个地方变成地狱。遍布全省的罂粟田占据了本地大量的粮食储备，山西崎岖的交通状况让救济粮食的运输无比艰难，高层官员与中低层官员的意见分歧和派系间的倾轧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失，“天人感应”的思想让所有农民都丧失了救灾的主动性……
所以我从未向往过中国往昔的岁月，落后的年代永远是落后的年代，无论在史书里它如何辉煌浪漫，科技的制挈和人文的贫瘠都是不可忽视的阴影，在光绪初年的干旱里，这道阴影吞噬了五百万人，而还有不可计数的生命，在临死之前也没来得及发出声音。
你也可以把以上的文字当作某个闲人的怪谈，但务必明白一点，怪谈是假的，而历史是真的。哪怕你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也请一定要记得，在这片大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苦难，畏惧它。
我时常在梦里惊惧，惶惶无依之际求神拜佛，菩萨不语。她当然无话可说，在那个年份，一群流离失所的妇女，正在乾坤朗朗的寺庙里，煮着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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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七月廿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