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狄仁杰
神断不是小说传奇堪称史上最牛法官既然，大家更熟知狄仁杰断案的神奇，那么，历史上狄仁杰是否真的如此神断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数字。 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年），狄仁杰任职于中央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担任大理寺丞，负责审理来自全国的大案要案。狄仁杰刚一到任就发现大理寺所设的监狱里已经再也塞不进人了，办公桌上更是积案如山，几年前的案子都还未曾审理。 狄仁杰压根没有去 牛吧。 更牛的是这一万七千人在结案之后竟无一上访！无一申诉！无一喊冤！倒是到大理寺为狄大法官送匾喊青天的来了不少。 不服不行，神断狄仁杰那真不是小说杜撰。 正是由于狄仁杰在大理寺的杰出表现，年末官员测评时，他的上司张文瓘给他评了个“中上”。这个评级被朝廷派来大理寺审查官员政绩的宰相刘仁轨看到了，问也不问就把这个“中上”给划掉，改为一个更下层的级评。因为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宰相觉得一个刚刚当了一年的法官，居然就能评“中上”有点太破格了，事实上，一般来说，似狄仁杰这样的新人，给了中下也蛮不错的了。然而，对于刘大宰相的这个更改，同是宰相的张文瓘不干了，便去找刘仁轨说理。 当刘仁轨知道“一万七千”这个数字和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后，也觉得不可思议，对这个年轻人的敬佩不禁油然而生，最终大笔一挥，将那更改过的级层再次更改，定为“上下”，比原先的“中上”还提高了一个级别。下面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狄仁杰传》的郭天印解读他眼中的狄仁杰。
自己不贪财不算啥,反腐反到皇帝头上
说狄仁杰断案如神，其实狄仁杰的医术更神。早年，就在狄仁杰赴长安参加科考的路上，在华山脚下恰遇有人求医。有一富家小儿鼻子上长了瘤子，几乎遮住了眼睛。家人遍求天下名医，不得而治，无奈只得在大路边插起“丝绢两千匹”的重赏招牌，以图碰碰运气。狄仁杰路过此处，仔细察看一下那病人，便自报家门，说自己能治。说着便取出随身所带医疗器具，闪闪银针，等到几针下去，不过多久，这瘤子还真没了。病治好了，狄仁杰上马便走，急着要赶自己的路。而那病人家长则一定要支付原先招牌上所定两千匹丝绢以做疗费犒赏，因为，在他看来，这么大的事，不能失信于人啊。然而，狄仁杰一口拒绝，说自己不是靠医术挣钱的，只为治病救人而已。 要知道，两千匹丝绢，如果在今天，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大约是三百多万啊！这可是正当报酬，不是额外红包。但对狄仁杰来说，那就真是视金钱如粪土了。 当然，这件事充其量只是狄仁杰清廉一生的一个标志，而狄仁杰自从踏上仕途到官居首席宰相，终其一生都保持了清正廉洁。更有甚者，这位清官不仅洁身自好，还把反腐的工作做到了皇帝头上。 那是在狄仁杰担任御史的时候，御史台，在唐代这个地方就是专门给高官挑刺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挑皇帝的刺儿。作为御史的狄仁杰，所参的第一个人竟然就跟皇帝有关，而且可以说涉及的就是皇帝的腐败问题。那是公元年，唐高宗和武后从洛阳回长安，临走时安排当时分管全国农业的司农卿韦弘机把洛阳的皇宫装修一下。高宗也知道那帮御史不好对付，从国库里拿这一大笔钱肯定是要惹麻烦的。于是，不仅不给钱，还反问韦弘机说，装修好点不多花钱，能行吗？而韦弘机也竟满口应承说，不用国库的钱，陛下您就放心吧，这事我肯定给您办漂亮。 韦弘机认为自己办的是皇差，讨的是皇帝开心，就把历年来应该用在农业生产上的40万两黄金都挥霍到洛阳建皇宫了，不仅是豪装，还加盖了三座宫殿，又是造园林，又是修虹桥，可谓是极尽奢靡。韦弘机本想等皇帝嘉奖一番，不料却被狄仁杰参了一本，说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想想也是，你那40万两黄金，不是国库的难道是你家里的？高宗并不想查办给自己办了这么大好事的韦弘机，可是当狄仁杰把韦弘机贪污腐败的证据呈上后，高宗马上就翻了脸，韦弘机贪污受贿，着即查办。这件事自然也就成了对那些专事阿谀逢迎之辈的一个教训。
不戴有色眼镜看人，百姓盖生祠敬狄公
人品好又有能力，做事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这样的官哪个百姓能不说好。 不光百姓说狄仁杰好，就连山上的土匪，监狱里的犯人，都非常敬重狄仁杰。 唐高宗后期的时候，和吐蕃的关系开始恶化，西北尤其是岐州（今凤翔）一带，苛捐杂税，劳役兵患，民不聊生，有不少青壮年干脆上山当了“匪”。朝廷面对这一岌岌可危的状况，就把狄仁杰派到岐州当救火队长。面对当地极差的治安状况，狄仁杰却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前往歧州上任。 到了歧州，狄仁杰干了一件更疯狂的事，他跑到监狱里，居然把官兵抓回来的“土匪”全给放了。狄仁杰对这些人说，你们都是大唐的好子民，愿意回乡，政府会给路费；愿意留下当兵，现在就发三个月军饷；大家还可以给那些还在山上当土匪的亲戚朋友捎个话，只要放下武器，好好耕田，政府既往不咎，如果执迷不悟，依然占山为匪，则朝廷的剿匪大军决不轻饶。不到一个时辰，监狱空了。 此地猖獗的“匪患”不到半个月无影无踪。就连屡屡犯边的吐蕃，都不敢轻易再来。 如意元年（公元年）狄仁杰由宰相被贬为彭泽县令。但狄大宰相完全没有埋怨，而是一到彭泽就实地走访民情，针对当地成年大旱的情况，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解决了民生问题。紧接着，作为地方官，面对当地监狱里人满为患的状况，狄仁杰又动开了有关治安的脑子，他先是查看卷宗，发现那关在监狱里的居然大多是因为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狄仁杰把这些人叫过来后，挨个教育，然后让他们留下自保文书就都释放了，监狱一下子清净了大半。等到过大年时，狄仁杰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剩下的人回家，约定在指定日期自动返回服刑。这事做得险啊，反对的人自然很多，但已经掌握了所有这些“嫌犯”情况的狄仁杰却很自信，一个不留，把囚犯全给放了。要知道，一旦有那么几个犯人趁机溜了，狄仁杰自己是要吃官司的。 但事实是不出狄仁杰所料，到了约定的日子，犯人们除了两个没有如期归来，全都自觉返回监狱了。而那两个人，一人因江水暴涨，道路受阻，一人因母亲故去，未能及时赶回，延误两日后也都返回了。这人，返回时居然还不约而同都带回了一包家乡的土，在监狱门口堆成了一个小土丘，后来彭泽人便在这土丘上为狄仁杰盖起了一座生祠。 郭天印说，那时给活人盖生祠，可不是你想盖就盖的，那得报批。从县到州，再到朝廷，逐级上报，层层核实，以避免出现吹嘘浮夸。狄仁杰活着时，全国共有四处为其建了生祠。分别是当年的并州（今太原）、甘肃的宁州、江西的彭泽县、河北的魏州。这也足见狄仁杰的清正廉明既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又受到了民间的拥戴。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清明、无私、识人、多谋，是一个有大智慧的高人。也是一个值得当今的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古人。”郭天印这么说，他迷恋狄仁杰五十载，正是在了解狄仁杰的过程中，被其人格魅力所折服，返过来，才下决心要为狄仁杰写书立传，把一个真实的狄仁杰，一个比之于“神探狄仁杰”更加真实，更加高大，更加可亲可敬的狄仁杰呈现于世人面前。 假如让狄公穿越到现代，相信像他这样心中有阳光、做人有底线、为官有信仰、做事有谋断、心中无私欲的官员也一定会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陈廷敬：从善如流不乏铁腕
陈廷敬
陈廷敬（―），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清代泽州（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人。陈廷敬原名陈敬，21岁中了进士，因为一起科考的还有一个人与他同名，所以朝廷给他加了一个“廷”字，改为廷敬。陈廷敬先后担任大清康熙帝师、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修官等职。 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主要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出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再现了三百多年前的官场风云。该书出版几年后，被王岐山视作廉政文化建设官员必读书目隆重推荐，引起了一番轰动。该书作者王跃文曾撰文道：“陈廷敬十四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进士，做过专管吏治的左都御史，历任工、刑、户、吏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康熙王朝名臣辈出，一生未罪而善终者并不多见，陈廷敬却驰骋官场五十年平稳致仕，归于林泉仍被召回入阁视事。不管时代和社会如何流变演进，为人做官的基本道理是亘古不变的……陈廷敬身上那种清正廉洁、勤勉实干的品格，足可为后世法。” 日前，记者与《大清相国》一书作者王跃文取得联系，通过电子邮件对其进行了采访，请他详细阐述今人学廉、效仿古人深刻的现实意义。 山西晚报：您的著作《大清相国》中的主人公陈廷敬，其人为官清廉，不乏铁腕，但这是小说人物，经过了艺术加工。您认为历史上的陈廷敬能够被纳入到廉吏的范畴中吗？ 王跃文：我曾对陈廷敬有几句话概括：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当然，这是作为文学形象的陈廷敬，不应同历史上真实的陈廷敬丝丝入扣地作对应。小说创作允许并需要虚构和夸张，这是历史小说也不例外的文学常识。然而，《清史稿》以“清勤”二字评价陈廷敬，说的是这位古人既清廉，又勤勉。这是历史定论，而非无依据的艺术虚构。他晚年的时候，康熙皇帝评价他：“卿为耆旧，可称全人。”倘有贪行，不会被皇上称作“全人”的。 山西晚报：最初的时候，是陈廷敬的什么吸引了您，让您决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小说创作？ 王跃文：我对陈廷敬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虽身居高位，却务实低调。正因为如此，后人知道他的少。他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推崇的那种“循吏”，脚踏实地做事，不图虚名。 山西晚报：山西古代有过不少廉吏，比如于成龙、薛暄等，和他们相比，您认为陈廷敬的清廉有怎样的独特之处？ 王跃文：我并不是历史学家，没有研究过所有的山西廉吏。陈廷敬的突出之处，不但学问很好，而且颇具实干的才能。历史上会读书而不会做事的官员很多，常被多年混迹官场的皂隶之辈蒙蔽。陈廷敬精明强干，督理钱法之类极专业的事务都能胜任。 山西晚报：陈廷敬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一直能保持清廉，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王跃文：我认为陈廷敬能为官五十多年善始善终，最主要原因是他为人自律。人治为主的封建时代，法律和制度约束力很不强，官员的自律就显得非常重要。陈廷敬参贪官，举廉吏，公直任事，不计私利。小说写到王继文在平定吴三桂时督饷有功，得到康熙皇帝赏识任云南巡抚，并署理云贵总督，陈廷敬却发觉了他的贪腐行为，不看皇上脸色毅然奏本参劾。朝廷命四品以上官员推举官声好的地方廉吏，陈廷敬全力举荐知县陆陇其和邵嗣尧，称二人“虽治状不同，其廉则一也”。这两位廉吏都破格擢升御史。同僚们私下却嘱咐陈廷敬：陆邵二人固然清廉，但因性子刚烈容易积怨，只怕会连累人。陈廷敬坦然直言：如果他们真的贤能，他们得罪人对我又有什么妨害呢？陈廷敬之所以敢于担当，都因那句老百姓常说的俗话：打铁还得自身硬。他在治理腐败的同时，干净到有道德洁癖的程度，所以在反腐方面才大有作为。 山西晚报：陈廷敬能做到那样的高位，与他家庭富有有关系吗？ 王跃文：我认为陈廷敬官场生涯顺达同他家庭富有没有关系。人如不自律，对财富的贪求是没有餍足之日的。陈廷敬也不需要花钱走门子。他自进入仕途就供奉内廷，直接为皇室服务，皇帝是不需要收他银子的。康熙十六年设立南书房，陈廷敬第二年就被钦点入值，可见康熙皇帝对他的文才非常赏识。作为经筵讲官，康熙皇帝对他的进讲极为满意，多次表彰并赏赐。 山西晚报：如果把陈廷敬视作一个榜样的话，现代官员们学习陈廷敬，您认为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吗？ 王跃文：我们对待历史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能超越历史。前人提供了什么可贵的精神资源，我们就好好地吸收。现代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讲要靠法制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道德约束就可以放弃。道德自律和法制建设并不是抵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官员可以向陈廷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陈廷敬不但学识渊博，品行端方，清廉自守，而且才具卓越，能干实事。康熙年间曾经钱价混乱，不法商人毁钱鬻铜从中牟利。陈廷敬提出理顺钱价方略若干，康熙皇帝十分赞同并命他“督理钱法”。 山西晚报：陈廷敬的为官之道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廉与能如何做到统一？ 王跃文：能与廉完全可以统一，历史上像陈廷敬这样的先贤很多。如果认为官员只要能力强，廉洁方面存在某些问题可以忽略，这是非常糊涂的观点。可以说，这是某些腐败官员给自己造的舆论。作为现代社会的公职人员，廉洁是最低标准，而不是什么高标准。廉洁都做不到，还妄谈其他？
于成龙：清官难当自律为先
于成龙
于成龙是山西吕梁籍历史名臣，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的作风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于成龙逝世后，康熙皇帝追封谥号“清端”，授予“太子太保”，又给其隆重赐葬，并亲撰碑文：“朕读《周官》，六计弊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吏道厥唯廉重哉。”年9月，省委书记王儒林在考察于成龙廉政文化园时表示，于成龙不仅清廉，而且是全部符合六廉标准的官吏。
以“廉”为官德之首
于成龙曾任湖广黄州府同知镇守岐亭。岐亭是鱼米之乡，物产丰饶。然而，于成龙依然生活清苦，闲钱多用来接济乡邻，三餐常以豆腐为食，很少沾荤腥。 于成龙后任武昌知府，一次，儿子看望他后将要还乡，于成龙为人之父又是大官，竟然没有像样的东西给儿子，只看到厨房里有只腌鸭，便割了一半给儿子带上。老百姓于是编了民谣：“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行割半鸭。”康熙二十年，于成龙从“牧民之官”升为“治官之官”。在直隶巡抚与两江总督任内，他把整顿吏治放在首位。他说：“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按清朝规定，总督出门可乘8人抬的大轿，可有仪仗护卫等随从26至34人。但于成龙平时只雇骡车一辆，察访时也只有小儿子跟随，父子二人各带制钱若干枚，沿途投宿旅店，不住官家公馆驿站，很少烦扰各地州县为之张罗交通、食宿等事宜。有一次于成龙到江宁察访，地方文武官员城外迎候，直到日暮不见总督到来。正在众人惊疑之时，巡卒来报总督大人早已单骑进府，众人根本没有想到刚才单骑进城的竟然是总督大人。 于成龙官至富甲天下的两江总督后，仍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于青菜”。
以“民”为社稷之本
于成龙45岁时被朝廷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当时被认为是边远烟瘴之地，很少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做官。罗城经过20多年战乱，既无城郭，也没有像样的公廨。此地民情复杂，有些老百姓因为无法生活，或逃亡，或干脆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同时，瑶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由于历史原因，互相仇杀，社会秩序混乱。 于成龙到任罗城后并不以艰难为苦，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经过实地走访了解情况，他迅速提出两项措施：张榜告示招抚流亡，积极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奏请“宽徭役、疏鹾引”，设法复苏农村经济。经过奖勤罚惰，数年后，罗城面貌大为改观，百姓生活日渐丰盈。然而，于成龙自己的生活却始终清苦，甚至离任时连盘缠都凑不齐。据县志记载“罗人怜公，间敛金钱跪进，云：‘知阿爷苦，聊供盐米资’”，他都婉拒。他的亲人来罗城看他，老百姓知晓他没有几个钱，亲人千山万水来一次不容易，又送钱来，于成龙依然拒绝。后来，于成龙因举为卓异迁任四川合州知州，罗人“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以“实”为从政之要
于成龙勤政善政，敢于革新除弊。他时常轻车简从，穿梭田间，问询疾苦，察吏安民。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兴利除弊约》，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将积弊尽行痛革。 于成龙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存有异议，选拔人才反对论资排辈，对他认为是廉洁有为的人才，屡次上疏直荐。 后来，于成龙升任江南江西总督，政务更加繁忙。他仍以古稀之躯，勤勉执事，不敢稍事宽假。他事必躬亲，“治事尝至达旦”。总督衙门“重门洞开”，汇报事情的官吏可以直接走到他的卧室，“状如乡里学博”。有人劝其注意休息，他说：“我非不知食少事繁，养生所忌。吾虽尽瘁，于国家所得，不已多乎！” 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于成龙还组织编写了《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严”为治政之纲
于成龙不但自己清正廉明，而且严管下属，铁腕治贪。在黄州上任伊始，他便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当时贿赂公行、请客送礼甚嚣尘上的风气，他发出《严禁馈送檄》，利用中秋节，从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青县知县赵履谦不顾灾民，敲诈贪墨。于成龙立即把他免官问罪。 在直隶巡抚与两江总督任内，于成龙拒绝为其装饰邸宅，拒受馈赠，谢绝宴请。他根据实践经验，制定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准则。由于他极力反奢倡俭，使“官吏望风改操”，金陵士大夫家尽换布衣不穿丝绸，婚嫁不再用音乐，有的官员减舆从、毁丹垩，豪强猾吏率家远避，世风大为改观。
祁寯藻：献言国策辅政有为
祁寯藻
祁寯藻（-），寿阳县平舒人。21岁中进士，在清朝居官五十余年，曾任户、兵、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当过道光、咸丰、同治的老师，世称“三代帝师”，也是晋人在清廷中居官最大最久者。 他一生忠清亮直，为政清廉，举贤荐能，刚直不阿，政绩卓著，有“半副銮驾”之誉。他的施政主张，多被皇帝采纳，对朝政颇有影响，皇帝称他为“贤臣”，民众称他为“清官”，历史官员中能二者兼得者，实为少数。
为官多年清洁自廉
祁寯藻为官时，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国难重重，民不聊生。不少官吏趁机大肆贪婪，人民苦不堪言。而祁寯藻却仍能做到清洁自廉，出淤泥而不染。他在朝辅政五十余年，将“清、慎、勤”三字箴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骨铭心，一生践行。 祁寯藻一生节俭，所得俸禄，不是接济亲戚，就是为友人刻书。咸丰年间，因为资助友人刻书较多，造成家用开支拮据，他就将原来租用的公房转租给别人，这样就节省了开支。他到紫禁城值班，原本是坐轿的，只因轿夫工钱太高，便改为骑马。他有一名学生叫牛树梅，当听到老师在京师生活困难时，即写信慰问老师说“十年宰相，其穷至此，可为将来史册佳话也”。 原祁寯藻研究会副会长刘长海认为最能体现廉洁的是，祁寯藻作为一名大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把故居修建成一座豪华的相府，是符合封建官吏仕途得志、光宗耀祖的一贯做法的。但是祁寯藻并没有这样做，以至于咸丰十年，告病回老家寿阳平舒，却因家中房屋破烂，无法容身，只好到方山寺院暂住。有诗曰：息翁当日起平舒，世代清门重读书。伟烈丰功满天下，相府惟留一草庐。“回顾历史，能做到如此节约的官吏，有几个人呢？这种廉洁自律的高尚品德，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是颇有启迪的。”刘长海感叹道。 祁寯藻一生担任过很多次乡试考官和阅卷大臣，他的门生故吏遍天下，送礼的人很多。但他却不受贿赂，不结党派，不同流合污。刘长海表示，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道光帝很信任祁寯藻。因此他才得以在当时许多重大问题上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提出的很多主张都被皇帝所采纳，政绩卓著，办过许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主张禁烟抵抗侵略
祁寯藻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遭遇了西方列强用鸦片和船舰猛烈冲击的时代，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 道光十八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呈递了一份《严塞堵漏以陪国本疏》，主张采取严厉措施禁烟，限期让吸食鸦片者戒除，过期不戒，就处以死刑。于是道光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烟运动。 此时祁寯藻正在江苏学政任上，他积极支持禁烟运动，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张。同时，他还写了宣传禁烟的《新乐府》诗三章，刊布江苏各处教导民众,劝诫百姓要珍爱生命，远离鸦片。 在刘长海看来，在禁烟运动中，祁寯藻确实是有过贡献的。“我认为，在鸦片战争中，祁寯藻是处于领导层的一个人物，是可以参与决策的，他向朝廷提出的很多建议都被采纳了。关于禁烟之事，他曾经在一年之内向道光帝上了18次奏折，由于他当时任学政，主管学校的学生，因此也就学生吸食鸦片专门上过奏折，并提出处理办法。”刘长海说。 道光十九年()底，祁寯藻受朝廷派遣，与黄爵滋赴福建和浙江会同闽浙总督邓廷祯查办禁烟和海防事宜。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开始了。作为一个爱国朝廷大员，祁寯藻又积极投入到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 刘长海表示，在晚清腐败的社会背景下，祁寯藻能做到自觉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种实干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尽管最终清王朝并没有因为有祁寯藻这样的汉族官僚知识分子来挽救而逃脱最终灭亡的命运，但他为即将坠毁的封建朝廷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留给后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整顿盐政改革漕运
祁寯藻任户部尚书期间，政绩卓著，堪称官场楷模。在刘长海多年的研究中了解到，还有两件关乎国策的大事，祁寯藻也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那就是盐政和漕运，这两件事都是户部管理的。 盐税是清朝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道光年间因财政败坏，盐税亏空高达余万两，相当于全国当时一年半的税务总收入。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祁寯藻和兵部尚书文庆奉旨，前往天津查长芦历任盐政运司挪拨动垫盐税的实情。经过两个月的侦查，澄清了事实，呈请皇帝撤销了历任动垫之运司、盐政的职名，改革了长芦盐务章程。特别是河东盐政，祁寯藻尤为 漕运是关系清朝京师稳定的又一件大事，每年都需万担粮食由数千艘粮船经大运河运至京师，作为官俸和军饷。道光初年，因黄河水患严重，运河塞梗，直接威胁到朝廷的粮食供给。不少督抚上奏，请求皇帝将官办河运改为招商海运，于道光六年开始海运，因各种因素的干扰，道光七年又停运。道光二十七年因东南河决，漕运受阻，祁寯藻时任户部尚书，他总结了道光六年海运创办的经验教训，向道光帝提出海河并运的良策，道光帝接受了祁寯藻的建议，经过一年的筹备，于道光二十八年又复通了海运，解决了京城供养的困难。更主要的是采取招商的办法，对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及近代海航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开创海运是道光皇帝的一大功绩，祁寯藻对复通海运，可谓有功之臣。 刘长海认为，在这两件事上，祁寯藻都是参与者，不是决策者，但他在朝里又是上层，怎么决策他可以参与。“历史上的高官，既能进入决策层，还能对皇帝起一定作用，是非常了不起的。可见，祁寯藻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皇帝之所以能接受他的观点，归根到底是因为他奉献的是儒家思想。当时清代分了汉儒和宋儒两派，而祁寯藻所提倡的是汉儒宋儒相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说话的分量。”
那些不为人知的山西古代清官廉吏
历史上的廉吏一般都具有忠君报国、勤政爱民、廉洁自守等政治品质，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爱民之心”。山西自古多直臣廉吏，除了狄仁杰、于成龙、陈廷敬、祁寯藻等人以外，还有很多廉洁自好、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清官廉吏，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同样值得后人学习。
郅都：直言进谏不畏强权
郅都
郅都，生卒年不详，西汉时期河东郡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人。主要活动于汉景帝时期，是西汉最早以严刑峻法镇压不法豪强，维护封建秩序的酷吏。 郅都在汉文帝时任郎官，为文帝侍从。他为人勇敢，有气力，公正廉洁，不看私人求情的信，不接受送礼，不听私人的请托。他常常说：“我已经背离父母来当官，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 景帝时代，郅都当了中郎将，敢于向朝廷直言进谏，在朝廷上当面使人折服。后被任命为济南太守，济南郡从此路不拾遗。 公元前年，郅都晋升为中尉（武官职位），掌管京师的治安警卫，亲领北军。他执法不阿，从不趋炎附势，也不看权臣脸色行事。当时汉景帝一意恢复国家的经济实力，实行“减轻徭役、降低赋税”的政策，因而人民安居乐业，极少有百姓触犯法律之事，犯法者多为皇亲国戚、功臣列侯。郅都施行严酷的刑法，不畏避权贵和皇亲，凡犯法违禁者，不论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惩之。列侯和皇族之人见到他，都侧目而视，称呼他为“苍鹰”。 他后来因得罪窦太后被罢黜免官，被起用为雁门太守。匈奴人听说郅都守卫边境，便领兵离开汉朝边境，直到郅都死去时，一直没敢靠近雁门。窦太后最后以汉朝法律把郅都处死。后人把他与战国时期赵国的廉颇、赵奢等名将并列，被誉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
鲍永：不避权贵严于执法
鲍永，字君长。生年不详，卒于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年)，上党屯留(今山西长治市屯留县)人。他活动于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曾为绿林军的重要将领。刘秀即皇帝位后，他又成为东汉初期敢于抗击强梁的地方官。 其父鲍宣，是汉哀帝时司隶校尉，因反对王莽篡政，被王莽所杀。更始帝(刘玄)二年，鲍永被朝廷征召，连续二次升迁担任了尚书仆射，井履行大将军职务。他到了河东，攻打青犊，大破敌军，朝廷封他为中阳侯。鲍永虽身为将帅，然而他乘的车辆所着的服装陈旧而俭朴，凭这一特点，而被路上的行人所辨识。 公元35年，鲍永被征为司隶校尉。上任不久，就弹劾皇帝的叔父赵王刘良不法，刘良因此被降为赵公。由于鲍永不避权贵，严于执法，使朝廷风纪肃然，公卿大臣莫不戒慎。鲍永子鲍昱，后任司隶校尉，继承了鲍家风骨。鲍氏一门，三代司隶，其刚正家风代代相传，成为古代监察史上的一段佳话。
裴侠：清慎奉公天下为最
裴侠
裴侠，字嵩和，生年不详，卒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南）人。祖父裴思齐曾在北魏时任议郎。父亲裴欣为西河郡守，死后得晋州刺史的名号。裴侠虽以门资解巾赴任，以至官达公卿之位，然而他官高不失其志，一生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克己爱民，所在州郡人民感其遗爱。 他任河北郡守时，手握一方钱赋，但生活仍十分俭朴，“躬履素俭，所食惟菽麦盐菜而已”，一天三顿粗茶淡饭。河北郡原来有个规定，设置渔夫猎夫30人，捕鱼射猎，以捕获物供应郡守；设壮丁30人，专供郡守役使。裴侠将这些统统革除，下令将他们的劳动所得交公积攒，留做公家买马使用。日子一久，马匹买了一群。他去职之日，马一无所取，钱一文不要。百姓怀念他，做歌传唱：“肥先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周文帝赞赏他是“清慎奉公，天下为最”。裴侠有两个堂兄弟，见他家无余财，劝他说：“为官一场，应该功名利禄俱丰，吾辈兄清苦如此，图什么呢？”裴侠回答：“清廉乃为官之本，节俭为立身之基。我清廉自守，不为沽名钓誉，而是志在修身；我固守穷困，是怕有辱先辈的清明名啊！” 文帝欣赏裴侠清政爱民的风范，欲给众郡守树立一个榜样。有一次在朝中命裴侠独立一边，然后对众人说，裴侠奉公清廉为天下之最，你们谁能与他相比也可同他站在一起，众郡守都不敢应对。于是文帝赏赐他丰厚的物品，朝野都心服口服，称他为“独立使君”。
薛瑄：刚正不阿执法如山
薛瑄（-），龙门人（今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明代思想家，著名的理学大师、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字德温，号敬轩。 薛瑄从宣德三年()开始，到天顺元年()，陆续居官24年，大多执掌法纪，如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大理寺卿近似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其间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正统六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极力拉拢薛瑄，但都被他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事有凑巧，薛瑄办案期间，遇有这样一起案件：王振侄子要娶一名已故指挥使的小妾，受到指挥使正妻阻拦，便唆使小妾诬告王妻毒杀指挥使。大理寺审理此案，薛瑄得知实情，力为被告辩冤，王振便诬告薛瑄受贿，袒护被告。英宗听信王振，将薛瑄定成死罪下狱。后经大臣营救，才让他出狱还乡。
毕振姬：重视民生主张惩贪
毕振姬（-），字亮四，号王孙，又号颉云。山西高平县人。毕振姬一生行事，以儒家思想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官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克尽职守；居家，勤劳简约。 他出身农民家庭，自幼因家中贫困，辗转流离，感到了人生的艰辛。他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以出仕作为自己的目标。明崇祯十五年（），毕振姬中山西乡试第一名举人，清顺治三年（）中进士，历任教授、国子监助教、主事、员外郎、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职。 毕振姬为官，重视民生。他为官十四年，主要是在地方任职对于社会实际问题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加之出身贫寒，所以使得他不骄不躁、清廉刚正。在任广东时，朝廷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为平定各方，当时地方上承担了一切物品供应。地方官吏趁机加派加征，甚至私派折价，假公济私，人民负担沉重。毕振姬针对注重弊端严肃法纪，一切依法行事，减少了人民的部分负担，澄清了吏治。赴任广西后，他不分昼夜，整理积案，平反冤狱，缓和了极度尖锐的社会矛盾。毕振姬隐退后，遇乡里的一些重大事情，如河工、盐马、织造等科派和徭役时，都积极参加，努力排解。 这些正是出于他重民生的观念。他对荒政和河政，均有很尖锐的批判。认为清政府“竭天下以供军”致使民无以为生，而政府又所派非人，致使灾难严重。因此他主张将“惩贪”作为救世良方。
刘东星：一心为民劳累致死
刘东星，字子明，山西沁水人。隆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河南人、大学士高拱兼吏部尚书因他不善逢迎，以非时考察，贬谪蒲城县丞。但他毫不气馁。不久调庐氏知县，累迁湖广左布政使。 平粜济民，献身治黄。万历二十年升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当时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告急求援，明朝调集数十万大军集结在天津。可是当年天津、静海、沧州、河间都遭灾，米价飞涨，百姓流离失所。刘东星奏请运漕米十万石平粜，民乃获救。 明中后期，黄河决口频繁，河道迁徙不定，灾情严重。万历二十六年，黄河又在单县黄堌决口，冲毁运河，漕运河道梗阻，朝廷以刘东星为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与漕运，先后主持了开赵渠，通邵伯、界首二湖的河渠等重大水利工程。刘东星在漕运要道徐州、下邳至宿迁一带，沿潘季驯治黄故道挑挖开浚，五个月工竣，费仅十万。得到皇帝下旨嘉奖。 第二年，他又开挖一条沟通淮河和海河，便利漕运的加河，此项工程前任总督翁大立首先提议，其后工部尚书朱衡、都御史傅希挚都建议过，明廷也数次派遣官员勘察，终未上马。后来河道总督舒应龙曾开凿韩庄一段，但也因工程太艰巨中途而废。刘东星倾全力实施此项工程。原来工程概算估计需经费万。刘东星吃住在工地，精心组织施工，和民工同甘苦，披星戴月，日夜不停地奋战，大大节省了工时公费，开工后挖成渠十分之三，经费只花了7万。但由于日夜操心，劳累有加，刘东星病倒在工地上。有人建议他回家养病，朝廷屡次温旨慰留，但这位明后期水利专家，为了国计民生，最后累死在治水工地上。
网络编辑：贾丽
